事实上,成都意识到,必须有意识地控制城市无序建设,留下生态绿地,避免城市“摊大饼”式的发展模式。
现在,成都留下了187.15平方公里的生态绿地。这可不是在郊外、在下辖县城的绿地规模,而是在成都市内的生态绿地,是在高度城市化地区的生态绿地和开敞空间。要知道,成都最核心的中心城区面积只有598平方公里。换句话说,处于城市中的环城生态区,如果仅以经济价值论,是非常“值钱”、具有巨大的商业开发潜能的。
数字或许无法带来直观感受。但只要驱车在成都的绕城高速和三环路上走一走,就能感受到这一绿化带的珍贵——在成都市三环路这样的核心空间,路两旁的绿化带能拓展到50米的距离;而在稍远一些、全长85公里的绕城高速周围,这一数字则是200米。用一位成都园林工作者的话说,“城市发展到哪里,绿色就蔓延到哪里”。
稍微想象一下就可以明白,在一个GDP总量突破万亿元、常驻人口超过1600万的大城市里,能做到这一点,殊为不易。为了做到这一点,成都在城乡结合部大力推行改造,恢复以往“看得见山,望得见水,记得住乡愁”的形态。
成都人非常珍视这一难得的生态区。2012年,成都市专门为环城生态区做了总体规划和地方立法,是全国第一个为生态规划立法的城市。2013年,成都还出台了《成都市绿地系统规划(2013-2020)》,预计到2020年,成都的绿地系统建设将达到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绿化指标标准,实现城市绿化覆盖率45%、绿地率40%、人均公园绿地15平方米的目标。
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之道
在全国许多地方,大城市意味着“生存”与“生活”不能兼顾——大量的就业机会、造富机会,与众多的人口、拥挤的交通、污染的环境交织在一起,让人“不能兼顾”、“又爱又恨”,挣扎在“留下”和“逃离”的纠结中。
但在成都,这个问题并不明显。之所以这一矛盾不那么凸显,是因为成都找到了一条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路径。
这条路径的第一步,是大力治污。无论是水体、土壤还是空气,治污的关键,都在源头治理。
以水体为例,虽然处于都江堰下游,但由于人口集中、产业发展快,成都也是全国400个缺水城市之一。“十二五”以来,经济的两位数增长,带来了污水排放的增加和用水量的增加;但在良好的监管体系下,成都的水环境质量却保持了稳定,全市所有饮用水水源都保证了100%达标。
他们的做法是在河流上分段设置断面,各断面建立责任制,每月考核。在这样的约束机制之下,更重要的源头治理,则是控制排污。同时,淘汰污染严重的落后产业,比如印染、造纸、铅蓄电池等。到现在,37家印染、造纸企业被搬迁和关闭,铅蓄电池行业则是整体淘汰。
而让许多中国大城市都头疼的大气污染,成都则成立专项资金,每年拿出5亿元,在查清楚污染源来自燃煤、扬尘、机动车、工业污染之后,开始对其进行专项治理。对于企业进入成都,“环保一票否决”也前所未有地严格。
效果是立竿见影的。今年1—5月,在2014年PM2.5同比下降的基础上,成都的PM2.5又同比下降了25.2%;2014年,成都检测的空气达标天数达到223天。
淘汰落后产能,最关键的还在于规划。这样,才能集中利用空间、集中发展产业,打造龙头和优势产业,提高附加值。
有人会问,下这么大力气打造环境,影响了经济增长怎么办?
成都的回答是:找到生态和经济的平衡发展之道。只有这样,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,“绿水青山”才能真正变成“金山银山”。
比如,在成都环城生态区133平方公里的纯绿化用地中,还有20万农民、50万常住人口。这些人,也需要生产生活,不可能活在“真空”中。
怎么办?有序规划。成都规定,在生态区中,不能搞工业、大市场,而可以发展观光农业、旅游业等生态产业。
以白鹭湾为例,生态湿地的建设,不仅产生了生态效益,同时具有丰富的建设和发展空间——花田湿地,可以种玫瑰、种花卉,也可以开垦农田,种农作物;生态美化、空气净化之后,整个城市的美誉度和生活品质都提高了,也相应带动了周围的酒店、住宅、物业等产业的升值。
而在白鹭湾“荷塘月色”旁不远处的“三圣花乡”,则走上了另一条附加值之路。以往,当地人就只是种花,效益不高;现在,生态优化之后,大批的画家开始进驻,形成颇具特色的艺术聚集村落,包括著名的“蓝顶艺术村”在内。在此基础上,农民可以把土地租给城里人,让城里人经营乡村酒店、农家乐、艺术作坊等;农民则可以在其中寻一份工作,农村集体组织还可以发挥作用;以前需要自己种植的花卉,则可以租给花卉公司规模化生产,同时衍生出参观、采摘、餐饮、休闲游等多种业态。
现在,三圣花乡传统的“农家乐”,有许多甚至已经转变为“艺家乐”,人们不仅可以在农家小院里品尝到特色餐饮,还能在其中发现书画艺术展厅,欣赏山水画、竹雕、收藏品、文创产品和音乐。
热爱生活、敬畏自然的成都人,正在现代化的潮流中探索新路。在他们心中,时刻记的是那个如诗如画、山水相依、伸出手就能触碰到自然的成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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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来源:人民日报海外版)